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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与爱因斯坦——苏渊雷的学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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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谈到《易经》,一般人们首先会想到“八卦”。作为《易经》精义的图像表达方式,“八卦”的确古老而神秘,鲜明而生动,而容易让人记住它。诚如“八卦”还广泛存在于衍化之后而来的现代俗语之中一样,又被定义为东拉西扯的小道消息、提前曝光的内幕新闻,“八卦”一词始终还蕴含有探索未知世界之意。但能把“八卦”与爱因斯坦扯上关系的,多少还是有点匪夷所思,让人莫明奇妙的。

 

其实,用爱因斯坦相对论解释“八卦”,是严肃的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研究课题。这还真不是随便说说,嘻笑怒骂、交头接耳的现代“八卦”。民国时代出版过一本名曰《易通》(又名《易学会通》)的书,可能就是中国第一本把“八卦”与爱因斯坦扯上关系的奇书。书中把章太炎、严复、牛顿等中外名流一锅水煮,最终爱因斯坦也被拉下水,都给送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

 

    1943年8月,位于重庆南温泉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36岁的苏渊雷(1908—1996)在一堂哲学课上,因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主者不合,毅然辞职,拂袖而去。这一年秋,他离开这所有贺麟、冯友兰等多位学术名家授课的“名校”,决然移家于重庆北碚,书斋自号“钵水斋”,并创办黄中出版社。

 

    出版社开张之后,刊行的第一本书名为《易通》。淡灰的封面,简单的框线书名,由于钤了一枚“钵水斋丛书”的红印,而于简洁中透着一丝别致。当然,由于抗战时期的物资紧张,这本小册子使用的四川当地所产的粗陋土纸,以及普通的宋体铅字排印,也谈不上雅致,只能说勉强作了出版社的开张纪念品而已。

 

    这本黄中出版社的首部出版物、“钵水斋丛书”的第一种《易通》,实际上原名《易学会通》,是苏渊雷十年前的旧作,也是他本人的第一部学术著述。这部书的诞生,并非像常见的学术著述一样,是学者书斋中的苦心孤诣而成;其中因缘,无论对苏氏而言,还是对后世读者而言,皆具非凡意义与深远意味。

 

    原来,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时任中共永嘉县党部执委兼组织部长的苏中常被捕入狱,在杭州陆军监狱被判19年徒刑。在狱中,他翻检旧藉,综考平生所学,20岁出头的他随即写成一部5万字的著作《易学会通》,后交由上海世界书局于1933年出版。这部究心易理、阐示易学大道的“奇书”,也似乎在学术与现实之间搭建了一条相互映证的通道;随着这部处女作的完成,苏先生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变化。1930年6月,在其刑期已执行三分之一时,由旅杭温州同乡会会长、太湖水利局局长林同庄保释出狱。七年囚禁的辛酸和大易通澄的顿悟,恍似深渊中的一声巨雷震颤心灵,又明了直接的喻示着《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之意象,从此这位苏先生易名“渊雷”。苏渊雷的名号开始“飞龙在天”,声动九州。

 

    1944年,苏渊雷在抗战陪都重庆黄中出版社中再版了这部《易学会通》,改名为《易通》。实际上,全书的内容并没有做大的调整与改动,《易通》只是一部订正后再版的著作;这部易学著作不但是苏氏的首部学术专著,至今也是其易学领域的唯一著作。这本小册子,是在昏暗的、随时因空袭警报而熄灭的灯光下,在重庆北碚北平路卅二号的“钵水斋”中完成订正校稿的,在重庆打铜街二十七号的京华印书馆内,在嗡嗡如苍蝇乱转的日军空袭机群噪音中艰难印成。

 

    诚如他在序言中提到的那样,这部书成于忧患之时,亦是为忧患而作。《易经》的精义不在其它,亦无所谓新创奇说,仅为识破与参透“忧患”二字而已。遥想十年前的七年牢狱之灾,于个人而言,其境遇之“忧患”可想而知,这可称之为一己之“小忧患”。到八年抗战期间,日寇肆虐,亿万同胞生灵涂炭、家国岌岌,这绝然可称之为一国之“大忧患”。这次再版《易学会通》,易名《易通》,更为明确的表示“易学”并非纯然的书斋学术,并非纯然的艰深绝学,而是常人可通、常理可通、人天可通的大道。除了订正一些字词上脱漏与讹误之外,苏氏无非希望通过这本书昭示正处于国难家恨中的国民,忧患时势终将转变,抗战局势终将扭转,其疾呼同心同德、共克时艰的心声通过“易学”方式转达了出来。全书最后一章以“论忧患”作结,最末一句意味深长。文曰:《传》曰:“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与民同患,与物同忧,而忧患始可祛。悲智之修,可忽乎哉!

 

    这部运用历史辩证法观点,以论《易》为本,沟通老庄,融会释氏,旁涉西方哲学的学术专著——《易学会通》初版时,迅即引起学界关注。而1944年在重庆订正再版之际,这部易学著述的意义已经超越学术本身,在抗战陪都的影响力广涉军政各界,即使对普通民众也颇有号召与启蒙之力。在重庆读过《易通》的普通读者们认识到,原来《易经》不是算命谱,《易经》也不是解梦书;《易经》是探究宇宙与命运原理的古老学说,它可以也应当与现在、未来之时势相映证与转化。正如眼前的这一场全民抗战一样,生生不息的是人心的力量及时势的扭转,而非一成不变的坐以待毙。苏渊雷的《易通》成为抗战时期的易学启蒙书,也成为抗战时势认识论的宣言书。其学术影响力与文化影响力交相辉映,从某种程度上讲,将易学的通俗层面推至极致。

 

    1985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力邀已过古稀之年的苏渊雷再次校印《易学会通》。时值改革开放大潮,学术百家争鸣,这部五十年前的著作再一次在“大易生生不息”之精义中焕发活力。苏老欣然应再版之邀,将一部1950年代的校本及友人按语均交付出版社重版付排。苏老为此还郑重撰序,将其易学生涯及易学理念作简要回顾,他在文中指出:

 

夫易为三义:简易、变易、不易。一则天地自然法则,原本简朴而平易;二则天地万有、人间万事,随时在交互变化中,惟其变化程序有必然的准则可循;三则天行人事,虽随时随地错综复杂,皆在互为因果的变化之中,而所变者现象,能变者却是不易之理。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者,非欤?

 

    简易、变易、不易——苏渊雷易学思想的三段论,昭然若揭。1933年、1944年、1985年;《易学会通》初版、《易通》订正版、《易学会通》重校版;26岁、37岁、78岁的苏渊雷以一部看似“简易”的《易学会通》完成了自己生命历程的“变易”与学术思想的“不易”。在苏渊雷看来,蝶变纵然华丽,但循环往复的生命本身无所谓“华丽”;一次蝶变纵然惊艳,但这一次蝶变只是下一次蝶变的一个普通节点而已。易学的精义在于变中体悟不变,不变中顺时应势而变;在近代易学的百年蝶梦中,苏氏是那只飞得过沧海的蝶。

 

    苏渊雷诗书画皆擅、文史哲通融的学术盛名久为世人所知,其易学思想则仅此一册五万言《易学会通》略作拈提。治易学者每每以“善易者不言”为戒,不愿作文字上的洋洋洒洒,不愿空费唇舌作妄谈痴论。苏氏此作,先为通一己生死之悟,后为通民族共患难之力,终为通一国变革之力而作,大易精诚之道,绝非逞才炫智而为,是明知不可言而言,是不言之言。而除此切关命运时势的“真言”之外,苏氏对“纯易学”点到即止,并无浮泛文字面市。

 

    《易学会通》一书经狱中生死、抗战危亡、改革巨潮,至今仍有其独特的学术践行之实证意义。无怪乎,曾与苏氏共事、同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易学大家潘雨廷(1925—1991)在《易学会通》的重校版刊行之际,也为之撰序盛赞。这位治学严谨,通览古今易学秘籍数百种,生前却无任何著述问世的“善易者”,这篇序言可能即为其生前在出版物中的极少论文之一种。他在序言中写道:夫易之为道,广大悉备,名之曰通,岂易言哉!惟苏老之学识之博而有要,始可当通人而无愧。二篇名《绪论》与《广论》,绪之以穷理,广之以尽性。理穷性尽而殿之以《论忧患》,非至命乎!

 

    苏氏“博而有要”的学识基底,在潘氏看来,无疑已经具备了通达易学精义的能力。而《易学会通》一书中的两大篇目《绪论》与《广论》,潘氏认为其理念框架已经达到了“理穷性尽”的易学探究极限,而末尾篇章《论忧患》则又回归至人生实践,从宇宙观的探究落实到人生观的实践中。潘氏的概论,从宏观层面上有助于理解苏氏易学的特点,盛赞之外给出了标准的学术解释。当然,作为一名关注现代科学与易学发展史的易学家,潘氏在通览了全书之后,还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苏氏易学中的现代科学精神,他在序言中还提到:此书于《八卦释义》中曰:至爱因斯坦,空间始有四次元,明物质运动于宇与宙之结合中。是言也,可作为二十世纪认识时空之准则,以之穷易理,其理始达。

 

    潘氏认为苏氏易学中的现代科学精神,不但与时俱进,而且阐论精密,甚至引入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在1930年代乃至五十年后的中国,无论是纯粹的易学界还是公共知识层面,无疑都是宝贵的学术经验与难得的学术成果。

 

    在潘氏给出“二十世纪认识时空之准则”等盛赞近三十年后,这部苏氏“理穷性尽”的易学成果,在2008年苏氏百年纪念之际,再次收录于华东师范大学隆重推出的《苏渊雷全集》中。在这部几乎囊括苏氏生前所有著述的全集中,“哲学卷”即以《易学会通》为首部著述列入。

 

    当然,如果仔细翻看一下1944年版《易通》一书的扉页,刊印其上的苏氏著述目录中,仍然有数种未曾收入全集。或许,生前博学多闻、著作等身的苏氏本人,并没有刻意搜集这些流散各地、多处刊行的各类著述,而后世研究者费尽心力搜罗的“全集”种种,亦不过是其“博而有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斑罢了。记得钱钟书曾用“精微融贯”、“通才达识”八字来概括苏氏的学术成就,或许,要理解与研究苏氏及其学术本身,面对其波澜曲折的生涯与通融精深的才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通达与融汇。

 

注:苏渊雷(1908—1996),原名中常,字仲翔,1933年出狱后易名“渊雷”,别署钵翁,又号遁园。浙江省平阳县江南区玉龙口村(现属苍南县)人。曾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上海楹联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顾问、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上海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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