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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报偶得(苏永祁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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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秦少游诗中的苏武

        读2010年3月28日《新民晚报》之“星期天夜光杯·国学论坛”版上周裕锴先生《赠人诗多用同姓事》,是文说:“单以宋代为例,其赠答应酬之诗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赠人诗多用同姓事’”,例举黄庭坚(涪翁)的和东坡诗《次韵宋懋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观翰林公出遨》,有“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载”句,前指汉文帝时苏仙得道死后化为白鹤的故事,以苏仙(苏耽)比喻苏轼像神仙一样超逸;后指苏武牧羊的故事,以苏武比喻苏轼贬谪黄州多年仍然忠贞不二。又提到秦少游赠坡诗有句“节旄零落毡餐雪,辨舌纵横印佩金。”前指苏武,后指苏秦。由此可知,早在千年前的北宋时期就盛诵苏秦六国拜相、苏耽得道成仙、苏武牧羊北海的故事,足见我苏氏族史之源远流长且至今传世有序。

 

苏轼在青龙镇留下了足迹

        前几年,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苏东坡到过上海》,蒙常州《苏学通讯》发表。今年读到4月8日《新民晚报》上朱少伟先生的大作《探寻上海最早对外贸易港-青龙镇》,更看见了详细的佐证。朱文说,元丰二年(1079)正月,苏轼曾为章粢建于青龙镇附近的宅第撰题记。《青浦地名小志》谓:“章庄敏公名粢……元丰时官华亭,曾浚青龙江,筑思堂,苏东坡作有《思堂记》。”另外,隐居文人李行中在青龙江边筑醉眠亭,苏轼不仅为之书额,并赋《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绝》,其中一首云:“已向闲中作地仙,更于酒里得天全。从教世路风波恶,贺监偏工水底眠。”只是经过千年沧桑,当年远近闻名的国际性港口青龙镇,如今已沦为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的一个乡村小集镇,只因曾作为青浦县城而有“旧青浦”之称留于民间。

 

因世博会苏武到了比利时

        据《档案春秋》2010年第3期介绍,1900年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二世到法国参观巴黎世博会时,钟情于法国园林设计师玛塞尔的东方式建筑情调,以及由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工艺院雕制送展的一组园林建筑模型。回国后立即向玛塞尔发出定单,制作包括一座中国宫在内的一组东方建筑。当1903年中国宫的定单送到上海,土山湾孤儿院经过四年劳作完成构件,1906年竣工。该建筑在立柱、门檐、窗棂、护壁板及雕梁朱柱上,设计制作有许多精美的中国历代人物故事、民俗传说和各种吉祥图案,其中小说戏曲人物中就有苏武的形象。今天,中国宫是比利时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分馆。我们苏武后人如有机会去比利时参观,不妨到中国宫留意寻觅百年前苏武的雕像。

 

 

《苏轼与苏、李诗的辨伪》

        这是2010年4月25日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国学论谭》发表的钟菡先生一篇长文的标题。此文针对逯钦立先生在《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中说到苏武、李陵诗的辨伪问题时对苏轼的批驳,列举苏轼原作进行剖析,提出与逯文不同的意见。认为“仔细考察(苏轼)《答刘沔都曹书》中的这一段文字,它其实论述了两样东西。一是苏、李的赠别诗,二是李陵的《答苏武书》。关于苏、李诗,苏轼只指出了其中矛盾,认为不可信,而被斥为‘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的,分明是‘陵与武书’,并非‘苏、李的赠别诗’。”钟文最后提出:“但从集中来看,苏轼论苏、李诗伪作的言辞并不激烈,甚至还有些矛盾。苏轼要反对的是‘齐梁文章’,而对于苏、李诗,苏轼显然是欣赏的,他只是怀疑其非西汉时原作,但并没能指出作于何时,更不会将其戴上所厌恶的齐梁的帽子。如果因此指责苏轼判断失误,实在有些冤枉。”

    读到这些学术论述,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苏武诗流传久远,影响巨大,连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也参与了真伪之辨。且这种研讨至今仍在延续。另一方面,历来的讨论只是苏、李诗、文的真伪问题,而对苏武的人格魅力却一直受到历代的尊敬,从无分歧,这是值得苏武苗裔自豪的。

 

俞振飞14岁演出《牧羊记·望乡》

        2010年3月19日上海政协的《联合时报》,发表郑嘉欣的长文《从拙政园走出的大家闺秀》介绍同济大学张岫云教授。张岫云的高祖张履谦是盐商,1877年在苏州购得忠王府西部汪氏旧宅园,按明代著名画家文征明《拙政园记》中的记载,修补了这座荒园中的大部分景观,并由此定名“补园”。张履谦喜好昆曲,不仅自己唱,还给儿孙们请“江南曲圣”俞粟庐常年住在补园,专门教习张氏子孙拍曲。1902年,55岁的俞粟庐喜得“老来子”俞振飞。俞振飞3岁丧母,自幼随父住在补园,与张氏后裔一同学曲。1915年,补园张氏有庆典,14岁的俞振飞第一次登台就是在补园大厅演出昆曲《牧羊记·望乡》。

 

        这段文字,为我们揭示了一段近百年珍贵史料:中国古老剧种昆曲曾有关于苏武牧羊的剧目《牧羊记·望乡》,而一代昆曲、京剧大师俞振飞早在1915年14岁时首次登台演出的就是以民族气节名垂青史的苏武牧羊的故事与形象。

 

毛公鼎还是先由苏氏得手的

        举世闻名的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宣王叔父毛公(厂音)所铸的青铜器,重34.7公斤,为已出土的殷周重器之最。腹内壁有铭文497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也是金文的经典名作。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曾目睹此宝。近翻阅2008年第1期《超然台》杂志,见《西周毛公鼎与潍县陈介祺》一文介绍,毛公鼎于清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县周原,被农民浇地时在古坟中挖出后,最早是被苏氏所得。原来,当时在西安有家古董店,名永和斋,店主是苏兆年(苏六儿)、苏亿年(苏七儿)兄弟,他俩最早收购到毛公鼎后,曾联手携鼎进京,送到翰林院编修陈介祺府上,引起了这位名贯京华的金石学家、收藏家的注意,然而恰逢陈氏一时资金不足,又碍于其父陈官俊为当朝元老,不宜收藏宝鼎。苏氏兄弟遂返西安。到咸丰元年(1851),陈介祺写信给苏氏兄弟,示意购鼎,兆年、亿年哥俩于翌年再度携鼎入京,以白银一千两成交。陈氏得鼎后秘不示人,咸丰四年借母丁忧,携眷并所藏金石归山东潍县故里,不复出仕。至1884年过世,共珍藏精研毛公鼎达33年。他于同治十年(1871)写出了《周毛公(厂音)鼎考释》一文问世,确定了毛公鼎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由此可见,西安永和斋主苏氏兄弟的购宝、藏宝、售宝于有识之士,其所为固属商业图利,但客观上对保护毛公鼎发挥了积极作用。

 

怎样理解李陵“泣下数行”

        《汉书·李陵传》叙述李陵悲歌与苏武道别,“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对这“行”字,读者通常仅仅理解为泪水横流。然而,2010年8月16日《人民政协报》发表李炳海撰文,介绍赵敏俐教授最近新著《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的贡献,指出赵教授此书对许多音乐术语作了专门考察,如对于所谓的“行”字,得出结论:“乐府诗中‘行’即曲,唐以前无异义。”因此,《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项王泣数行下”,《史记·高祖本纪》中高祖唱《大风歌》时“泣数行下”,《汉书·李陵传》中的“陵泣下数行”,都应该“体悟到那是哭泣着唱了几曲歌,或是流泪唱几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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