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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周刊】陈绶祥 | 国画答问录

2021-05-22   来源:澎湃新闻


采访/苏滨

陈绶祥先生系已故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本文节选自杜大恺主编《清华美术·卷2·多元视界中的中国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

苏滨(以下简称问):您为什么非常反对“改造”中国画的提法?

陈绶祥:所谓的“改造”实质上是取消,所以我反对“改造”中国画的提法。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一直谈的是对中国画的改造、取消等,而改造实质上也是取消。我们改造了地主、资本家、旧社会,这些东西还有吗?虽说改造一种文化不能一下子就把它取消,但从对其改造的过程和目的而言,改造不过是取消的另一种形式而已。所以,改造在认识上并不比取消高明多少。一切改造中国画的论点,就其本质上来说是错误的。任何一个生命,都有它发生、成长的延续过程,中国画作为一种人的文化现象,这一过程也不例外。从古到今,它都在发展,今后它也永远是发展的。只有讨论到发展的时候,才能涉及中国画的本质问题。国画中的核心语汇乃是“画画”中的“画”,历代已多有论述,至石涛《画语录》已将其看成“山川草木之精英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天地万物而陶咏乎我也”。因而这“画”才有可能作为直接人心的构架元件,才成为形色的根本元素,才可能在纯化的语言与丰富的逻辑中施展国画的才能。如果将“画”换成了“东西”,那么,一切国画的准则均要因此而变更。任何以“物化”为标准的“夸张”与“变形”,也不可能具有比“东西”更“东西”的本质。把“造型艺术”中的“创造形象”转化成“摹绘物样”,把心灵与眼光专注于“东西”之上,一切价值的判断会立即变得混乱不堪。一切所谓的“深入生活”“写生”“素描”诸般居于国画至高境界的原理论,被立即披上了“物化”的外衣而粗俗不堪。那种以画人生命为主体、以画“画”为本位、以特定时空中全身心地体味生活的价值要求,由此统统沦为以“物”作则。假如画农民非要去当农民,那么画妓女岂不是要去当嫖客?假如画花要看花,那么画鬼看什么?画未来又上哪里去看?那种以画死物明暗面被称为“造型基础”的“素描”之训练,既不是国画中的“素”(标准)也更不是国画中的“描”了。倘若国画中的一切法式——无论是皴法、擦法还是各种赋色,都须从“实体”中找到“对应”,就会使“物化”凌驾于“画法”之上,自然会把许多精深的画理引向歧途。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想通过改造国画来发扬国画以至发扬民族文化精神,真无异于缘木求鱼。【清】恽冰《花卉册之一》 绢本设色

28.1cm x 22.3cm 上海博物馆藏

问:中国画是否关联着特定的认知方式?

陈绶祥:不谈中国画则已,一谈就必须站在“形而上”的高度,这是其特有的认知方式所决定的。国画是以汉字文化的认知方式为前提而进行创作的,其认知方式涉及许多问题,例如:用什么方法来观察对象?用什么方法去记录对象?用什么方法把这些对象之间的关系演绎出来?用什么方法来表达这些对象之间的联系,从而达到一种自我和文化需要的实现?在长期文化的发展与积淀中,中国人形成的许多思维习惯及特有的思维方式,较多地保存在用诗歌的语句样式的言语中而留传。国画的思路所遵循的,本质上是一条中国诗歌的思维道路——“画中有诗”。中国古代名画家大都具有诗人气质,后来诗画一体也成了国画的重要追求,这其中的深层原因与牢固结合,仍是由国画的特殊思维要求与思路决定的。我曾将国画的基本特征归纳为“字骨诗魂”就是这个道理。国画的生命在于字骨的文雅堂正和诗魂的高逸灵动。艺术创作的关键之一,是寻找到一种语言的转换,将一系列艺术家个性的特殊感悟转换成社会共识的艺术形态。因而,思路的特殊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国画中,一切所要表现的题材,以人的各种感受为中介,通过诗的思考,转化成了形色元素。而形色元素又通过笔墨形态的个性化表述而达到永恒。

国画是对心灵做最后的抚慰,是对心灵最后的实现。我们用什么来进行心灵的实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靠物化来实现,一种是靠文化来实现。文化就是认知方式与记录方式。比如朱熹的诗歌:“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朱熹对春天的认识,对色彩的认识。“万紫千红”不是指花,也不是指人。“胜日寻芳泗水滨”是寻找群芳,而“无边光景一时新”寻找的是一种新意。年年东风都来,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原来东风带来的是万紫千红。这是他的认知记录。如果没有诗,没有文,没有写字,没有读书,如何谈画画?没法谈。画比文更可以意会,更高一些。“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是白居易写的。有人想当然地认为,白居易写的江水不过就是一种蓝色而已。如果“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样讲,那么“日出江花红胜火”又怎么讲呢?最美的花是红花,但它比红花还要多出了运动——“胜火”。最美的水是绿水,它比绿水还要绿。因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两句话用现代的话翻译就是:春天的花比红还要红,春天的水比绿还要绿。绿得不得了,所以才用“红胜火”与“绿如蓝”来对仗。春水是所有水中最好的水,这是唐代产生的审美意象。到了宋代,则有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最好的水流走了,所以才有所谓“似水年华”,现在才会有“春水流”的歌。从“春来江水绿如蓝”到“一江春水向东流”,看似寻常,却在文化上多了一层积淀,文化就这样发展了。又如:“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黄,暖色,暖了;昏,暖色,暖了。而“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春衫寒,泪湿冷,于是冷了。这是对同一个对象——月与灯的不同表述。国画里面同样有这样的语言,大量情绪化的表达也会在国画里借助观察到的对象来实现不同的自我愿望。如果不懂得方法,在语言的表达上就达不到某些效果,在绘画中也是一样。如果你的思维是僵化的,就没法懂中国的东西,因为中国文化永远是对活人而言的。【南宋】李嵩《水末孤亭图》 绢本设色

26.1cm x 26cm 故宫博物院藏

问:您倡导“新文人画运动”是出于怎样的精神主张?

陈绶祥:我觉得新文人画应该是一种文化主张。“新文人画”四个字无非就是提倡现代性,即所谓“新”;提倡它的文化性和民族性,这是我们所说的“文”。而“人”呢,我们所指的是在这个时代人的个性。人是一种文化的社会动物,作为具体的个人,他必须有时代的个性。最后,我们提倡“画”,而不是别的,那恰好是遵循它的艺术规律性。时代性、民族性、个性和艺术性也正是中国画所要发展的。中国画只有更高地追求,更高地追求才是当代人的追求,我们才可以称其为发展中国画。新文人画本质上是文人画,文人画本质上是国画,国画本质上是中华文化。

问:您如何认识现代艺术教育对中国画的认识论以及传承方式产生的影响?

陈绶祥: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对于西方古典绘画的误读,产生了“绘画是真实空间中具体物体的描绘与再现”这样的基本绘画观。这种幼稚的绘画观受到了不谙西方文化本质与发展的中国统治者与上层文化人的赞赏,也受到一般民众与无缘接触西方整个历史文化与绘画脉络的画家的认同,他们不得不派生出一种不同于古老国画中谈“笔、墨、点、画、涂、抹、绘”的思维体系与表述方式,以表达“现实的真实”与“描绘的真实”中的“真实的区别”,于是产生了所谓的“写实”“现实主义”“再现”“写生”等说法。而那种社会变革大潮中普遍时髦的对于国画的批判与改造,也迫使国画发生了退化与妥协,成了一种摹形与仿色的“状物方式”,使得对国画的普遍认识,也成为一种必须借物喻事的“中介”而不再是艺术“本体”的解读。在20世纪所谓“现代美术教育”引进之前,也从未如此将视对象与视方法专注于孤立的、静止的、封闭的“物体”之上,形成以孤立静止的空间摹物为唯一视觉判断准则的机械唯物主义原则。这是对国画与中国文化最严重的损害之一,也是影响对西方现代文明深入认识的根本障碍之一。错误的原则必然造成方位的混乱,造成前进的迷茫迟缓,这已是人所尽知的事实教训与基本道理了。由于中国的美术院校均以西洋画为教材与楷模,国画专业的大学生不读画谱、不讲师承,所以国画的基本法度与理义也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状态。虽然有些机构与个人零零散散地出了些历代画谱,整理了一些有关国画的古籍,但无异于杯水车薪,无补于正规国画教学的改进。国画的传承是教育规律在国画上的体现,是国画基本精神与法度的规律传递的前提。舍此,国画将不“国”,又何谈国画的发展与创新呢?

问:如果说国画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那么国画的传承在美术院校中就应当与文化课存在着必然的关联,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对文化课在艺术院校中的地位,您有何看法?

陈绶祥:艺术院校有一种很荒唐的做法是把文化课与专业课分开。难道文化不是专业吗?什么叫专业课?难道只有画画才叫专业课?既然教育是以传承文化为目的的,高等艺术院校就不能继续忽视文化课的重要性。前些时候,陈丹青提出美院招收研究生应该取消外语考试,竟轰动一时。这正反映艺术院校流行的错误思想。考油画专业当然要考外语,原因很简单:因为外语是学校里的一门课程;考中国画专业,同样应该考外语。当然,我们国家的确有过错误,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学俄语一边倒就是一种错误,现在把英语看得比汉语还重要也是一种错误,但是不能说一个学生学不好外语是应该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多年了,有些画店的老太太甚至都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某些自命为天才的学生,外语还考不及格。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有人会认为成绩不好的学生才考美院?外语必须合格,这是国家的教育规定,不能由个人决定。如果说教育是社会传承文化的唯一手段,那么考试就是遴选人才的重要方法。考不考外语怎么能由个人来决定呢?恰恰相反,艺术院校招生应该提高各科分数线,而不是取消某些科目。我甚至认为,如果艺术院校高考非要取消什么科目的话,则所谓的“专业考试”才是应该取消的。

问:您如何预期国画的前途?

陈绶祥:国画发展的关键取决于一个发展着的中国文化,一个以民族精神为主要社会追求与共识的文化氛围,一个知书达理的文化环境与一个时代的自由心灵。好在当今的中国在经过沉痛的思考与痛定思痛的努力之后,在开放改革的国策中渐渐迎来了盛世的祥光,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这些正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也是国画发扬的希望。随着当今中国对世界经济政治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一个有延绵不断数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文化,其影响力更需要增强。这种时势是有益于国画发扬光大的。【清】石涛《黄山图卷》 纸本水墨

26.1cm x 168cm 武汉市文物商店藏


本文选自2021年5月22日《文化艺术报》T4版

原标题:《【国画周刊】陈绶祥 | 国画答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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